渭南市人大领导督办检查合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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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太升南路，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手机维修和配件销售小店，店主们悠闲地坐在玻璃柜台内，另一边则是苹果、华为、OPPO等大牌手机的专卖店，细看之下，不少门店却空无一人。这条短短数百米的街道，鼎盛时期曾一度占据了成都通讯市场七八成的份额，与深圳华强北齐名，如今往日的热闹场景一去不复返。

而山东的一个小县城，一位手机店老板也经常回忆起过去的辉煌，“大概2017年以前，这一条街上的手机店可以说活得相当滋润，自己跑通讯市场进货，虽然很累，可货一到店，每天几乎都有人来买”。

但现在，一个星期可能都卖不了几台。老板苦笑，“我开手机店已经十多年了，这两年生意实在太差了，想不干了，可自己年龄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好工作，只能干熬着”。

同样的情形在全国各地上演，很多消费者过年回老家也发现，以前满眼“蓝”“绿”色的手机一条街，现在感觉只剩下一半了，偌大的手机大卖场，更是空空荡荡的。回想20多年前的网吧，也是一夜之间遍及各个角落，而后走进了漫长的黑夜，悄然隐秘或消失于街头巷尾。

被普遍看好的县域经济当下，各大品牌纷纷开启下沉之路，誓要分得一杯羹。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与手机店无关，那个路边手机店千家万店的时代，正在落幕。

品牌不需要那么多手机店了

在线下，最先走下坡路的是手机卖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机卖场遍布城乡，撑起了我国手机销售的“天下”，尤其是在小县城，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时，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部手机可能就是在手机卖场购买的。彼时，一个个玻璃柜台前，经常看见一波又一波的顾客围在导购面前，询问价格。

这种热况也诞生了迪信通这样的全国手机连锁巨头。2015年，迪信通全国门店超过3000家，全年进店达1亿人次，然而到了2019年，其门店下降到约1500家，数量缩减近半。至今，这个数字进一步变成了超600家门店。

一位从事手机卖场生意的老板称，他从事手机销售15年来，见证了一台手机的销售利润从400多元降到100多元，自己的净利润也从高峰期的50多万元，滑落至十来万元。而他所在的县城，“当地三成左右的中小手机卖场没有扛过去”。

疫情是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因为疫情过后，不论是挂着运营商牌子的手机店还是改头换面做了品牌的专卖店，依旧阻挡不了销量的下滑。

为什么？一方面，对比线上渠道，这些县城手机店没有价格优势，信息的透明化，又让原来那套靠信息差收割不懂行的顾客的打法失效了；另一方面，苹果、三星、华为等品牌逐渐把线下渠道的开辟向商场靠拢，商场店美观、高级、体验好，吸引了年轻客流。所以，县城手机店处在线上渠道和商场店的夹缝中，相形见绌，只能艰难求生。

姜回，在当地商业区经营着两家手机门店，他入行很早，经历过躺赚的时代，而大概是在2018年之后，生意一步步下滑。“现在我们这一个月能卖个3、40台新机就算是很不错了，一个月要是还能卖上百台，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大店了”，他表示。

智能手机普及阶段，我国手机市场掀起过数次品牌大战，在线下渠道，国内手机厂商们更是贴身肉搏，为了抢客大打出手也是常见。当时，这些县城手机店不仅是品牌在下沉市场渗透和走量的关键，而且更关乎智能手机行业的格局变化。但随着格局稳定，增长达到天花板，线下渠道于品牌的最大价值变成了体验和服务，县城手机店显然不再满足品牌的需求。

2023年，有媒体通过天眼查App查询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我国有超151万家手机相关企业，从事手机相关业务的企业中，批发和零售行业企业占比82%，而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下有约25%的相关企业曾出现经营异常。

抛弃县城手机店，也是消费者的选择。这么多年，县城地域性经济格局已经改变，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愿意前往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进行大宗消费，包括购买手机。

中老年人养不活县城手机店

相比一二线城市，县城里的商业主体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手机店也是如此。早期，手机店与运营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买手机和办卡同时办，能够获得现金减免或者话费补贴，这种促销往往效果出奇地好。而顾客中，最容易被打动的就是中老年人，是以，在小县城或乡镇中，没有线上购物习惯的中老年人，一直是手机店的主要客源。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高考结束后，很多家长会直接带着孩子去店里挑选手机，这能给县城手机店带来短暂的流量高峰。

只是，近几年中老年人的光顾也渐渐少了。过去品牌加码渠道之战时，县城手机店的“江湖”乱象丛生，手机店利用信息差，靠吹嘘把低配高价的产品卖得火热，这些手机很多都流到了中老年人的手上。当信息越发透明化，众多年轻人自己不愿意在店里购买，也担心家里人再被忽悠，所以通常选择在线上买好再寄到家里。

一位网友表示，“之前我爸妈就是在县城手机店里面买到好几个又差又贵的手机，现在都是我给他们在网上买，一台手机能用好久”。另一位网友也称，苹果新机网上降价很厉害，可县城手机店居然还按首发价卖，忽悠我爸妈不知道价格，“以后再也不让他们自己买了”。

县城手机店本质上做的是熟人生意，可生意越来越差之后，有些门店选择能薅一个是一个。

除了服务的参差，现在县城手机店的主流机型和县乡中老年人的需求也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尤为明显。

此前，中国联通研究院发布了《国内手机市场渠道洞察报告》，对2023年疫情结束后国内手机市场线上、线下销售情况展开进一步分析。报告显示，6千元以上价格段，受苹果销售重心向线上转移影响，线上渠道占比明显上升；1千-6千元价格段，线上占比均有下降；千元以下机型线上销量份额稳定在80%以上。

由此可见，千元机的主流销售渠道已经转移到线上了，但是现实情况是小县城的中老年消费者们对千元机仍青睐有加。

同样是2023年，根据Canalys数据显示，2500元以下的手机出货量占到整个手机市场的49%，其中1500元以下的手机出货量则是占到了17%，便宜大碗的千元机产品依然是不少消费者的首选。另外相关数据还表明，低于150美元（即1074元）的手机，在2023年同比增长了近20%。

千元机的使用者不单单是五六七十岁的中老年人，也可能是在外打工的工人群体，又或者是在校读书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千千万万个小县城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重。但对街边的手机店而言，千元机的微薄利润不值得他们继续做。

县城手机店，沦为“杂货铺”？

网吧，是一个极具历史气息和年代感的产物，更承载了80、90后两代人的热血青春。

1996年，我国第一家网吧威盖特在上海诞生，再往后两年，一位叫作王跃胜的商人嗅到了商机——在高校附近开网吧，于是，一家叫作“飞宇”的网吧正式开张，开启了网吧行业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序幕。但衰落随后而来，从2015年开始，全国网吧类企业注册量已经连续4年下滑，公开数据显示，仅2020年一年，全国范围内倒闭的网吧相关行业企业多达1.28万家。

如今的网吧在经历了转型、升级、多元化探索，依旧阻挡不住倒闭的大潮，不少小县城的网吧只剩了一两家。

而县城手机店正在走网吧的老路。

从近两年开始，手机店就开始卷起了副业，手机维修、回收二手手机、卖手机配件甚至还开设了黄金、烟酒回收的业务。一位店主直白地表示，“除非有品牌养着，不然能活到现在的手机店，没有几家是完全靠卖手机赚钱的。”

有的老板通过网上的教学视频，自学维修，可有时候仅靠自己解决不了；有的老板不会维修，只能再雇一个员工负责维修，可又增加了不少成本。

二手手机业务给县城手机店带来了一定的转机。在当地开店较长的手机店，一般能够积攒下不少熟客，而凭借熟人社交，顾客不仅会找店主咨询和购买新机，也会带来他们换下来的旧手机。据一位老板表示，新机利润最高百来块，但二手手机只要操作好了，每台能赚个100-200元。

这背后是二手手机市场的活跃，在智能手机市场逐年下滑的背景下，二手手机市场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增长。据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报告显示，中国二手智能手机市场到2024年占总市场的20%，同比增长了6%。

不过二手手机市场的增长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且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上，既有背靠巨头的线上平台，又有线下无数个手机回收渠道，共同争抢着市场。

当初，网吧行业走向衰落，逼迫网吧集体转型网咖，环境与设施均得到了显著提升，还增添了餐饮、水吧、手游、桌游之类的配套服务，试图打造一个休闲的社交空间。但最后的成效，不尽如人意，有些干脆被巨大的成本投入拖垮了。相比网吧，县城手机店的转型似乎想象力更小。

当然，网吧是夕阳产业，智能手机市场只是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县城手机店的危机不是源自行业的发展走势，而是线上、线下渠道的对抗以及品牌的战略变化。如果有创新性产品带来市场爆发，县城手机店仍能分一杯羹，可这个问题就抛给了品牌：

未来智能手机的创新在哪？

道总有理，曾用名歪道道，互联网与科技圈新媒体。本文为原创文章，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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